大部分国家光伏协会雏形初具 或将于9月成立

现代司法以情景主义的变动不居，通过个案正义，关照了司法民情、民意，好处明显，但坏处可能更大。

夏锦文："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成就、问题与出路-以人民法院为中心的分析"，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经济带到崩溃的边缘，计划经济使得物质极度匮乏，人民生活长期处于低下水平。

[40]尽管"民族性"、"社会主义性质"和"主导性"本身都是较为抽象的概念，需要有更具体和明确的解释，尽管它们与现代法制有许多悬而未决甚至是矛盾的问题（如传统文化中的"家长制"与现代法制的"民主制"之间、公有制所倡导的集体权利与市场经济所保障的个人权利之间、议行合一和高度集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权力制衡"之间、国家主权与"全球治理"之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冲突），但是这种对特色的坚持确实保证了中国法制的特色和独立性，使得被引进的外国法律和制度有机地融入中国法律制度的整体之中，从而避免重蹈历史上发展中国家移植"外来法"与社会现实和传统相脱节的复辙。[3]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页。相类似的借鉴和移植情况同样可在公司法、保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金融法、会计法等领域看到。这些因素导致了法律移植数量的激增，移植继受国的主要立法无不打上外国（移植输出国）法律的某种痕迹。"见沈宗灵：《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1页。

尽管中国法律制度还受到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局限，存在亟需改革完善的部分，但是它对于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和社会巨变的推动和建构作用有目共睹。[42]彭德："选择性适用与制度能力：全球化条件下适用国际法的理解方法"，载彭德、顾肖荣主编：《"选择性适用"的假设与中国的法治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这个刑法原则源于对人心向背的重视，是人本思想的重要体现。

[4] 宋初为指导全国司法活动，太祖于开宝八年制定推状条样三十三条，要求各级司法机关鞫狱即录一本，悉大字揭于板置听事之壁。[6]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以亡元为鉴，极为重视司法。调解达成准予甘结，调解不成准予起诉。[21]所谓列用中罚，一者执行宽猛合一之法。

[62]御史巡按，一般是持有制命，奉制巡按，[63]因而具有较高权威。[13]这条规定可以说是中国封建时代援法定罪、罪刑法定最简明、最典型的概括，它标志着中国封建时代司法活动的规范化。

[51]上述记载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戮有罪，严断刑……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勿或枉挠。晋时，注释律学获得较大发展，对于刑法的概念、名词做出规范的解释如：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失，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凡二十者，律义之较名也。世祖曾郑重宣示：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治两手的。

[65]唐高宗在仪凤二年（677年）十一月十三日颁发《申理冤屈制》，制中要求巡按地方的监察官：所有诉讼冤滞文案，见未断绝者，并令当处速为尽理勘断，务使甘服，勿使淹滞。三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司法文明不是任何个人的臆造，而是客观的存在。（六）以注释律学指引司法实践 注释律学体现了法文化对司法的支持，使得司法具有理性的色彩。[1]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也具有早熟性，西周司法制度中定罪量刑的区别对待、无罪推定的初步论断以及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就是明白的例证。

因此，考察中国古代的司法文明，要与法制文明、政治文明、法文化等联系在一起，综合分析其内在的一致性与相互的关联性，从而揭示中国古代司法文明发展的规律性。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

出土的公元前四世纪左右的《云梦秦简》，其中载有的法律答问就是先秦官方注释秦律的主要成就。[66]472 元朝不重视法制，但对于监察机关的作用却极为重视。

[39] 但原情一般不适用于重大犯罪。讼有实有虚，听之不审，则实者反虚，虚者反实，其可苟哉。由此出发，确立了明德慎罚的司法原则：明德在于敬德保民，以德化民。以《唐律疏议·断狱》官司出入人罪为例，故入人罪，若入全罪，以全罪论，从轻入重，以所剩论，出罪者……谓增减情状之徒，足以动事类。在物证技术不发达的中国古代，司法官逐渐以人的心理状况为观察对象，借以发现案情事实的真相，而不简单地一味诉诸占卜或神判，这种远神近人的做法为中国古代的司法烙上了人文精神的鲜明印记。司法文明又与政治文明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慎罚在于谨慎用刑，防止滥杀无辜。中罚含有用法持平，司法公正的双重性。

[33]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论。对此儒家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载：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

[28]贞观盛世的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4]也值得大书一笔。（二）公平与引律断罪是中国古代司法文明的亮点 公平是司法文明的价值取向，引律断罪是保证司法公平的制度和司法官的责任，二者的结合凸显了古代司法文明的特质。律学又称传统律学，是注释国家刑典的一门学问。[40]唐朝礼法结合进入新阶段，司法官多以儒家之礼为依据调解争讼。

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律疏附于律文之后，与律文具有同等效力，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

因此通过观察与研究犯罪者的心理活动，进而判断其行为是否属于犯罪具有一定的科学根据。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遣监察御史往浙江等处录囚进行司法监察，终明之世，派遣巡按御史巡按地方司法，成为常态，起到了振肃的作用。

至此，司法彻底摆脱了神断的遗痕和儒家经义决狱的主观臆断，是司法理性化的重要发展阶段。[23]墨子说：刑当贤，罚当暴，不杀不辜，不失有罪。

对于司法勘验论著的注释主要是对于宋代宋慈所著《洗冤集录》的厘订、校注与增补，其集大成者为许梿所著《洗冤录详义》。司法监察，一是通过三司推事、九卿会审等制度进行司法监察。据《唐会要》：有大狱，即命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鞠之，谓之大三司使。唐太宗曾经诰谕群臣：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

但随着汉律的儒家化，律学也逐渐成为经学的附庸，汉儒既疏经也解律，聚门传授，流派纷呈。随着法律儒家化的不断深入，顺天行罚也不断制度化、法律化。

人本思想除推动了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的司法原则外，还表现为以下两点： 其一，从重视生命的价值，或者说重视人的生命权出发，实行死刑复审制度。综括上述，可见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对于司法的重视。

至清朝，调解息讼案件的形式已经多样化和规范化，分为州县官堂上调解与宗族邻里的堂外调解两类。为了做到司法公平，古人强调依法断罪，因为法本身具有公平性，依律断罪可以增强法律的效力和国家的权威。